作者：佚名    来源：网络整理    更新时间：2008年11月05日

　　有些学校公然把教师“听不听话”作为个人德才评价标准，这是极端落后的意识。毫不夸张地说：如果教师跪着教书，中华民族就站不起来，“不跪着”应是教师的基本素养。
　　作为2004年最有影响的教育图书之一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《大夏书系》对教育出版界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。它所体现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话语权的回归让人振奋。而其中最有话语价值也引起了最为广泛的回应的也许就是吴非的《不跪着教书》。这种体现了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，是我们最优秀的教师。记者日前采访了他。
　　记者：作为读者，我们想知道，你把这本教育随笔集定名为“不跪着教书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？
　　吴非：近年我一直在思考教育改革问题，但有时真的不敢深入想，困难实在太多了。最令人忧虑的，是现在的课改需要一支思想解放的生力军，而环视教育界，能独立思考，坚持真理的风气好像还没有形成。收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在发表时有过强烈的反响，而我在文章中列举的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，我提出的一些设想或是建议针对的也都是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弊端——也就是说，既无重大发现，也无高远之见。可为什么会引发了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应呢？我想，也许就在于我们教师队伍长期形成的那种“听话”作风——直到现在，还有些学校公然把教师“听不听话”作为个人德才评价标准，这是极端落后的意识。前人提过“不要跪着读书”，我想我们教师千万不能跪着教书。毫不夸张地说：如果教师跪着教书，中华民族就站不起来。
　　记者：您所在的中学是一所著名的学校。在一些良性循环的学校，也许可以允许老师有更多的思想空间，但中国大多数学校还是面临着升学考试、评比检查等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教师不得不压抑自己，没有动力，甚至没有时间反思自己。您提出的“不跪着教书”在中国大多数教师身上何以实现？是否对教师要求过高？
　　吴非：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你，我的学校已经被拖下了水，或者说是自己跳下了水。即使我不说，也已声名在外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应试教育像一面巨大的天幕笼罩着教育界。一些原本有教学特色的学校很难坚持正常的教育理念。我看过不少名校的“与时俱进”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在《在欢乐中沉思》一文中已经谈过。一些名校在疯狂的应试大潮中非但不肯做中流砥柱，而且推波助澜，这是令人感到羞耻的。我很怕以后教育界的执史笔者不客气地直书这么一笔。
　　至于教师“不跪着教书”，我觉得未必有多难。大概是20多年前，听某校一位资深教师谈教学，他正说得起劲，校长朝他瞄了一眼，他立刻低下头，不吱声了。他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他透露了什么秘密吗？也没有。但是因为领导朝他看了一眼，他就失语了。我当时还年轻，觉得这位教师很可怜，白长了一米八的大个儿。他的学生以后也会很可怜。我想我不能做这样的教师。独立思考谈不上是什么高素质，而应当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。我供职的这所学校前身是中央大学附中，许多教师保持了独立思考精神，因为如果唯唯诺诺，连学生也会看不起你。
　　记者：对学生来说，尤其是农村学生来说，高考乃至每一次升学考试，都关乎他的一生命运。在考试决定人一生命运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不得不为它让路——哪怕是牺牲几年青春。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教师、学生为了应试所做的一切是否值得同情和理解。此时谈思想是否会隔岸观火？
　　吴非：我不大愿意用农村学生举例。一些人总是这样问：如果不用这种高考形式，农村孩子怎么能有出路？我认为这恰恰是对农村教育的轻视。持此论者凭什么说农村中小学教育，不能推行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道路？是不是认为农村中小学学生只配走“死揪”一条路？农村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农村教师究竟在想什么？我觉得目前仍缺少真实、权威的调研。不要低估农村教育的实力，不要低估农村教育的地位，苏霍姆林斯基不也是乡村中学校长吗？现在教育界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直到一线教师，缺的恰恰就是思想。同样，我们的学生也很少有独立思考精神。青年时代种下什么样的种子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。至于学生有了思想是不是反而考不上大学？我没听说过。
　　记者：你认为在目前这种应试局面下，教师有多少空间可以发挥作用？你能对教师队伍的状况做个客观评价吗？
　　吴非：目前仍有很多教师凭借考试成名得利，对即将开始的课改充满疑虑乃至抵触情绪。这可能是因为课改将阻绝应试的轻车熟路，所有的人得站在同一起点上，面对新的矛盾和困难，先前的既得利益有可能不复存在。其实，对教师而言，对付高考不需要多少智慧，但是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。当琢磨高考成了一些教师的精神追求和生存乐趣之后，他必然会疏于读书学习，应试教育又让大批教师疲于奔命，落后的机制使教师没有主动进修的内动力，因而教师的专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。然而即使在“死揪”成风之际，依旧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，努力实践着“人的教育”，否则我们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！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对教育改革应当充满希望。
　　记者：你的《不跪着教书》主张教师要有理想，要有精神追求。那么在您心目中，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？
　　吴非：还是要归结到“人的教育”上来。在这种教育的实施过程中，教师和学生一同实现成长。最近有人问我，是从什么时候想到“人的教育”的，我记得还是文革结束之后。痛定思痛，文革的动乱对我精神刺激最大。但是文革进行了一半，神就毁灭了，我们那一代人学会了怀疑。现在，我思考的不仅仅是文革。文革前、辛亥后的几十年间，再上溯到两千多年前，我们中国，有“人的教育”吗？固然有先知先觉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拼命硬干，给中国留下了精神的种子，但是知道“人的教育”的重要性，可能还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后，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影响。
　　记者：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年，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教师的社会声誉似乎也在降低——教师“缺德”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。您认为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？
　　吴非：几百万人的教师队伍，出些“缺德”教师也属正常。很显然，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，教师遵纪守法的素质可能是最高的，但是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似乎更高。一个人在其他岗位上混日子，能“混”得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很难“混”过去，因为这是教育。我认为当前教师特别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，有服务于社会的责任感，有独立思考的意识，有终生学习的意识。这些要求似乎有些空泛，谁都会说，但是它有很丰富的内涵。
　　我们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，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；不缺搞应试的教师，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。学校能否成为名校，能否为民族培养合格的人才，除了正确的教育方针以外，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。
　　记者：您长期身处一线，您对教育理论著作有什么意见？对教师写作怎么看？
　　吴非：教师需要有理论指导实践，特别是面临课改的挑战，迫切需要读一些理论著作。但是我们也存在着有书不看的现象。一些不读书的人混得不错，来管理读书人，这对发展读书事业极为不利。除此之外，出版界本身也有问题。教育教学的对象是人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，教育理论书籍应当有些鲜活气才好。我看一位博士的论著，看了半个多月，因为过于艰深，结果全忘了，作者做他的学问，根本不想让中学教师看，并无“普及”之意，不能怪他。相反倒是国外的教育论著有普及意识，比如近年译介的一些国外教育理论书籍，就很通俗。
　　现在从事写作的教师不多，虽然发表作品的园地比以前多得多。这可能还是精神追求的问题。我认为教师(特别是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的教师)要热爱写作。肯不肯写，会不会写，关系到教师素养。我见过有些老教师，连封信也写不好，批改学生的作文，既看不出好处，也说不出毛病，只能胡乱给个分数。写作是提高业务素养的重要途径。教师的写作，最好不要有功利的成分，否则写得再多，也不会有什么价值。我爱写作，对我来说，写作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了。